从1997年以来，史学界对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比以往有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对上述问题发表的专题论文多达五十篇以上。现就论文中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综合叙述如下：

刘备的“三顾茅庐”和诸葛亮的“北行见备”

　　是刘备“三顾茅庐”，还是诸葛亮“北行见备”，《三国志》诸葛亮本传和《魏略》各有不同的记载，以往的大多数学者依附陈寿的记载，认定是刘备“三顾茅庐”，并认为它反映出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是中国古代帝王“礼贤下士”的典范。但近年来有学者对这种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史式说：“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刘备并未‘三顾茅庐’。”“我认为陈寿的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虽然陈寿的《三国志》已被列入‘正史’，而鱼豢的《魏略》没有列入‘正史’，但就史料价值而言，《魏略》显然高于《三国志》。因为鱼豢是魏国有名的史学家，记事十分认真，他又是与诸葛亮同时代的人物。在《前出师表》还没有问世之前，他已经动手编撰《魏略》，写下了诸葛亮去谒刘备之事。其记事自比《三国志》为可靠。陈寿是比诸葛亮小五十多岁的后生小子，在七八十年前是否有‘三顾茅庐’一事，除了《前出师表》一文之外，他提不出任何旁证。虽然诸葛亮是一代完人，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他不说一句假话。二、如果‘三顾茅庐’确有其事，自是蜀汉君臣契合的佳话，当时就被传播开来，而被记入一些公私著作之中。为什么从‘三顾茅庐’到《前出师表》问世，这20年中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此事，也没有任何公私著作记载过此事，这不太奇怪了吗！陈寿轻信了孤证，把‘三顾茅庐’作为史实写进了《三国志》之中。如果以后没有裴松之作注，也许这个错误就会被长期掩盖。正因为《三国志》一书文字过于简略，史事多有疏漏，所以在成书一百多年之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又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这个‘裴注’不同于其它各书的注，不仅仅是解释文字，而重在增广异文，补证遗佚。裴注的字数比《三国志》正文多出好几倍，真是喧宾夺主。不过这种喧宾夺主很有必要，因为注文的重要性每每超过正文。也就是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陈寿。”接着作者在引用裴松之的作注后的评论时说：“裴松之的评论是很得体的。他认为：对于史事有时候‘闻见异词’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常有的。但是对于‘三顾茅庐’一事的两种说法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陈寿的说法为然。不过限于体例，他只能用别的说法写在注文中反衬正文说法之不当，却不能改动正文。事情至此已很明朗。”

　　那诸葛亮为何要说假话呢？史式分析说，诸葛亮虽为刘备设计了联吴抗曹的策略，但“诸葛亮的内心有隐痛。他自己心里明白，虽然刘备嘴里说得好听，‘吾得孔明，如鱼得水’，但在实际行动中，刘备对他并没有言听计从，他呕心沥血所设计的建国蓝图也没有受到尊重。”“等到刘备大败而回在白帝城托孤之时，他心里明白，蜀汉建国的大计划已被刘备自己一手断送。但这又有什么办法？”“诸葛亮在向扶不起的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为防患于未然，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你的本领远远赶不上你的爸爸，那就更不能不听我的话。可见诸葛亮为了争取北伐胜利，后方又不出乱子，苦心孤诣地想尽了办法，包括对阿斗编造出一些假话。”过去有不少人认为诸葛亮“连年兴师，艰苦奋斗，只不过是为了报答刘备个人的‘三顾’之恩。现在把史实探讨清楚，知道‘三顾茅庐’并无其事，足以知道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意为国家、为苍生、为了天下太平。他自己心里明白，刘备对他何尝有什么‘三顾’之恩。真相的揭开，不仅没有贬低诸葛亮，反而更能说明他为国为民长期奋斗的一片苦心，更能说明他的伟大与崇高。”（史式：《刘备并未“三顾茅庐”》载《今日中国》（中文版）2000年第3期）

　　有学者认为是诸葛亮“北行见备”，毛遂自荐。陈廷志说：“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位毛遂自荐者，他一生的成功根源便在于此。”陈文分析说：“如果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在历史上还是存在的话，那么诸葛亮先主动去求见刘备，毛遂自荐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前提和基础，脱离这一基本史实便成了不可信的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其实罗贯中也不敢否定《魏略》的史实而且也采用，为神化诸葛亮作了艺术处理、颠倒先后顺序，把三顾茅庐事情放到《魏略》史实之前。现今高校文科教材在‘三国鼎立的形成’，以及有关这方面的许多书籍也采用这种顺序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错误的。那么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怎么不提到他早年曾主动去求见刘备之事？他想隐瞒事实？可以这么看。《出师表》表明诸葛亮淡泊明志，知遇之恩，又是北伐誓师政治纲领性文件，阐明兴衰治乱等重大问题，如果他讲出当初怎样求见刘备能说明什么意义？说明什么？又非专门追述某个历史故事，考证历史细节，所以他没有说，我们可以理解了。也可以另外来看，当时诸葛亮自居丞相之位，南征成功，蜀国大治，威望很高，即将北伐魏国。是否他已认为当初去求见刘备之事真的不屑一提了，而且他的身份已非当年的平民，所站的位置、角度，所用的口气是否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所回忆的事情相距二十多年了，和当初事情是否存在出入？诸葛亮在刘备创业时司职军师将军（不要等同通俗小说里可以指挥一切的‘军师’），官阶、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刘备称汉中王时，其职位也远在许靖、法正、关、张、糜、简等集团成员之下，基本上说不上话。如果三顾茅庐、《隆中对》有那么大的意义和作用，他的处境为什么这样尴尬？赤壁大战后，‘权进妹固好’，刘备从联吴战略高度出发，同意去江东和亲，‘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毅独笃。’不是就违反自己《隆中对》的‘外结好孙权’的精神？以刘备洞察时局之雄才，犯得着别人用《隆中对》那一点认识去使他‘顿开茅塞’？后人怎么会根据他晚年的回忆言论即《隆中对》，就断言，刘备是依据了所谓‘隆中路线’或‘隆中对策’而建立蜀汉政权的？纯属主观臆想。而且诸葛亮所进的三顾茅庐与《隆中对》是在当事人刘备死去数年后才由他自己嘴里说的，到底在隆中他们谈了些什么，只凭他一面之词，能有多少真实性，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总之，陈廷志的结论是：“当年的事实是，诸葛亮在曹操雄师即刻南下，刘备及其事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同时也在自身前途命运处于转折性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毅然摒弃等待观望，主动出山投奔刘备。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的话，在‘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的残酷现实社会里，在嫉妒猛于虎的险恶人世环境中，诸葛亮会不会被埋没就很难说了。而且如果是在赤壁之战后才去投靠刘备，他的前途命运也将变化。失去在重大危机时显示才干机会，则难以巩固最初工作基础与地位，那么他是否会被刘备集团中途遗弃，或者这么说，他的政治军事前途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很难做出预测。”“如果诸葛亮是那种‘高卧隆中’靠别人推荐的话，那将是幼稚愚蠢的，在无情的社会里，只有断送前程，死路一条。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非要推荐他。严酷的事实教育启发了诸葛亮，象他这种家庭，社会背景都较弱小的年青人只有依靠自己才有希望，所以他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而出头。《魏略》与《九州春秋》的记载，为后人展示了一幅诸葛亮出山的历史画面。”（陈廷志：《探析传统三顾茅庐论诸葛亮自荐》载《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

　　也有学者将诸葛亮本传和《魏略》的记载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易中天在《品三国》一书中说：“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先去找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1页）

　　如何看待鱼豢《魏略》所记载的诸葛亮“北行见备”？孙文礼认为裴松之也不相信《魏略》的说法，他说：“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后世学者多同意裴松之的观点，不相信有‘亮诣备’之事，但毕竟史料缺乏难以确证。”又据统计，《三国志》裴松之注共引《魏略》169处，其中魏书部分引用151处，蜀书部分引用13处，吴书部分引用5处。《蜀书》引用的13处中有9处显然是以曹魏相关史实进行补充，另有4处为刘禅幼时事、摄政事，诸葛亮‘北行见备’事及军中遗嘱事等，与曹魏无关，其中除刘禅摄政事系孤说外，其它3处均与《三国志》相异而倍受怀疑。《魏略》成于《三国志》之前，其作者鱼豢乃曹魏中叶人，所撰的《魏略》基本上属于当代史事记录。但《魏略》作者主要生活在曹魏控制地区，其书很显然以曹魏历史为主，对于蜀汉和孙吴地区史事，则多由传闻，如无相关史实旁证，多有不实。而传闻的来源往往受政治宣传的影响。三国时期政权分立，互相攻讦之事为数不少，政治上出于宣传需要，捏造事实、传播谣言本是常事。”“作为蜀汉重臣的诸葛亮，以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礼请而至，其后顾命辅佐后主刘禅权重朝野，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屡次震动曹魏，因而对诸葛亮的攻讦不可避免。”“为打击诸葛亮的权威，作为刘、诸葛君臣关系发端的‘三顾茅庐’显然在攻讦之列。”（孙文礼：《“三顾茅庐”相关问题考辨》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隆中对》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局限

　　《隆中对》又称《草庐对》，原无篇名，后人因其谈话地点，遂命名，其内容来源于诸葛亮“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陈寿将其编入《三国志》。从此，三顾茅庐与《隆中对》便流传开来，再经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大肆渲染，真正变成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动人故事。

 　　但有学者认为用《隆中对》的篇名不妥，而应该用《草庐对》篇名。程有为认为：“《隆中对》这一篇名具体指出了咨询和答对地点，《草庐对》这一篇名则比较含蓄，但覆盖面较大。”“似应以《草庐对》为佳。因为《草庐对》这个篇名，无论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答对地在任何处都不会与之发生抵牾，无论是襄阳隆中说，南阳卧龙岗说，或者其它诸说的主张者，均可接受。而《隆中对》这一篇名则只能为主张襄阳隆中说者所接受。”（冯振广、段光华、冯云飞∶《草庐对刍议》载《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5期）对这一问题，余鹏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陈寿在诸葛亮本传中记述诸葛亮对答刘备的问话时，并未冠以篇名。因这篇‘对答’文字优美，言简意赅，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统一天下的大计，又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验证，故后人便将这段‘对答’从本传中单独抽出来，列为名篇，进行诵读。查阅《四书全库》得知，第一个将该‘对答’单独列出，并冠以《隆中对》篇名的是康熙九年（1670）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变的《榕村雨露》文集中。其后，内阁学识、礼部侍郎、进士蔡世远（1682-1733）在《古文雅正》，礼部侍郎、进士卞永誉在《书画汇考》，雍正年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等文集中都将‘对答’冠以《农中对》篇名。此外，清嘉庆年间进士张shu（1776-1848）在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冠以《草庐对》篇名。两个篇名虽都出现于清代，但以《隆中对》篇名为最早，文集最多；而冠以《草庐对》篇名不仅时间较晚，而且只出现在张shu的一部文集里。将‘对答’冠以篇名《隆中对》或《草庐对》，我以为两者都可以，但前者比后者更为科学和准确。所谓‘对’，是指‘对答’，而不是‘对策’。因为‘对策’既是一种考试制度，又是一种文体。就文体而言有两种含义：一是‘对策’属于‘议政’、‘奏议’，是臣下告君之辞；一是皇帝发策以问，对者陈其所见。当时刘备还未立国，不是什麽君，诸葛亮只是回答刘备提出的问题，所以陈寿只写出‘亮答曰’三个字。用‘对’作为篇名的‘题眼’是最好不过了。诸葛亮是在哪里对答的呢？自然在‘对’字前要标出地点来。”“在‘对’之前冠以‘隆中’二字，就明确无误地标明了诸葛亮对刘备时的具体地点。这个标题就显得醒目、清楚。而‘对’之前冠以‘草庐’二字，就显得比较模糊，人们可以随意去猜想某某地方的茅草房子，具有不确定性，这与文章的标题要求明确、县名实不符合的。所以我认为用《隆中对》作为诸葛亮对答的篇名是比较科学的，要比用《草庐对》更准确些。”（余鹏飞：《躬耕地论争回顾》载《襄樊晚报》。2003年10月3日。另见《又把定论当悬案》载《襄樊晚报》2003年8月29日）
   

　　《隆中对》短短三百字，内容精辟，分析透彻，对政治、军事、内政和外交都作了具体定位，它是刘备和诸葛亮君臣相遇的产物，也是诸葛亮一生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蜀汉建国的奠基石。他对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来被人们视为“千古奇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但这十年中也有不少学者对《隆中对》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评论。刘玉堂、李程在文章中指出：《隆中对》的最终目标则是一种主观愿望，他的实现必然要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来说，《隆中对》最终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主要因为它存在着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跨有荆、益”与“外结孙权”之间的矛盾；其二，“外结孙权”与“复兴汉室”之间的矛盾；其三，刘备标榜“信义”与“统一天下”之间的矛盾。因此，《隆中对》所希冀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这就决定了《隆中对》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水月镜花。（刘玉堂，李成《龙中队：科学与虚幻并存》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徐日辉认为：《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会复函是谋划天下的战略总决策，其核从宛、洛和秦川北定中原，心是跨有荆、益二州，鼎立而三，待天下有变，则分兵两路，从宛、洛和秦川北定中原。但兵出秦川未能将韩中列入进兵基地战略的高度，因而在刘备事业进程中未能及早占有汉中，又过分重视荆州，所以失荆州之后蜀汉集团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反而是孤注一掷与吴交兵，结果造成了夷陵之战的更大惨败。 至此诸葛亮才迫不得已实施法正‘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得兵出陇右战略，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客观地暴露出《隆中对》战略决策中的一着失棋。”（徐日辉：《试论〈隆中对〉战略中的一着失棋》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隆中对》最终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冯振广等人分析认为：“这个最终目标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不在《草庐对》本身，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其一，麻痹大意，丢了荆州；其二，刘备伐吴，大伤元气；其三，天下未变而北伐，必劳师而无功；其四，用人上谨小慎微；其五，军事上不能出奇制胜；其六，北伐系无奈之举，缺少必胜的信心。”（冯振广、段光华、冯云飞：《草庐对刍议》载《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也有学者指出《隆中对》的战略方针的失策、用人用权的失策、基业发展规划的失策等等，这是诸葛亮个性人格所蕴含的种种“无能为”的表现，塑造诸葛亮“谨慎”而失误的一生、“躬亲”而守旧的一生、“尽力”而悲剧的一生。周远成认为：“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讲，‘隆中对’已开始出的主意就很不高明，焦点在于当时大势发展变化与人才战略规划问题上，以及建议并佐使刘备入蜀，显然是缺乏战略远见而使蜀汉后来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诸葛亮在长远的‘基业发展’的规划、‘军事方略’的谋划和‘人才战略’的发展等失策，直接导致蜀汉后继乏人，最终落入曹魏之手。这实际上是与他浓厚的书生意气和小农意识，以及自身的局限，即不是文武全才有很大的关系。对此，宋代苏洵在《权书·项籍》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诸葛亮孔明建议刘备弃荆州而就西蜀，就是无能为的表现。毛泽东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并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只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就是说，诸葛亮帮助刘备经营西蜀，在战略上自始自终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妨从地理位置、战略形势和将略庙算上加以讨论。”“总之，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与后来集民间智慧、传统文化、民族正统观念的智慧化身相距甚远，而其战略部署和实地战术都呈现出‘无能为’的表现。”(周远城：《从“隆中对”到蜀汉的衰亡--论诸葛亮战略管理的失策》载《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陈业强在《关于诸葛亮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更是指出：“其实，《隆中对》是错误的，是消极防御的典型。”“《隆中对》，一贯被人视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就对诸葛亮总的否定了。《隆中对》是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诸葛亮和刘备就当时天下形势和走向的一次对话。说什么刘备得到诸葛亮是‘如鱼得水’。其实得到的是败水军师，一败再败。”“诸葛亮不仅对军事非其所长，其政治策划更是大错特错的，以前评价诸葛亮，说好的多，说不好的少。说不好的也只是说个别的问题处理不当，没有从总体上、大节上评价诸葛亮。国家的统一，这是最大的大节。诸葛亮对这一大节，做得怎么样呢？”“赤壁一战，鼎足形成。诸葛亮的目的就是造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分裂统一的祖国。”“不说诸葛亮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最少可以说这次381年（作者指从208年赤壁之战到589年隋统一止其间共381年的--作者注）长期分裂的始作俑者是诸葛亮。有的论著说诸葛亮的策略是第一步先搞三足鼎立，建立根据地，第二步完成统一中国。这不过是为诸葛亮进行无谓的辩护而已。”“或者说诸葛亮治理内政还是可以的吧。从总体上说也是不行的。”“综上所述，诸葛亮军事失败，政治分裂、内政亡国。总体上说，诸葛亮不是一个促进历史进步的人物。”（《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