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历史人物必须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一一读《梅朝荣品诸葛亮》有感

襄樊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余鹏飞

三国历史人物诸葛亮的形象通过千百年来《三国志》、《三国演义》及其戏剧、曲艺、影视、民间传说故事等的广泛传播，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可以说是老幼皆知，家喻户晓。他的修身养德、虚心纳谏、以身作则、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于国家、忠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无不受到历代君主、官吏、士人和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称赞和景仰。

然而有人却传出了另外一种声音，说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人”。“他的智慧是一种伪智慧，他的忠心是一种假忠心，他的辅佐是一种假辅佐。他是完完整整地演示了一生的虚伪”（《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梅朝荣品诸葛亮》2007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事实果真如此吗？

谁都知道，研究三国历史事件和三国历史人物主要应以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各书为依据，再加上常璩的《华阳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考古发掘资料等来进行分析和判断。梅书也知道：“《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它里面有许多东西经过了作者再加工，骨子里有作者自己个人观点取舍，无法避免罗贯中演义了诸葛亮，美化了诸离亮。”但在述说具体历史事件中的诸葛亮形象时，梅书却又总是引用演义的话来作说明，似乎《三国演义》就是历史的真实。殊不知这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现象。但必须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让史实来说话，绝不能想当然凭空杜撰一些事来强加在历史人物头上，这样就必然会使所品评的历史人物失去公正，也没有任何说服力。

诸葛亮真的是虚伪的人吗？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的。相反，诸葛亮治蜀期间是一身正气、为政廉洁、执法严明、用心公平、以身作则的好丞相。虽然他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名相，就连西汉统一王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张良、曹参等也难以企及，但是，他凭藉客观条件所能够给予的历史舞台，经过主观的奋力拼博，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他的品德、人格、精神为后人所推崇和仿效。唐太宗李世民明确提出，要臣下学习、效法诸葛亮。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等名相说：“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贞观政要》卷5）在这里唐太宗明确指出诸葛亮为贤相，不但要求臣下学习诸葛亮，而且亲自总结诸葛亮的精神风范，并将这种精神风范落实在治国实践中。用人唯贤，知人善任，是唐太宗为政的一大特点，而从这一特点中，我们可以窥见到诸葛亮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往后我们更加可以看到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人格在一代一代人心中如同升起了一颗永不衰落的恒星一样。

梅书说诸葛亮“为了寻找一个出身显贵家族便改为复姓，”“自称是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给自己找了一个来头很大的祖先。”因为诸葛亮“正是看到了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背景，是根本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才开始他攀附豪强之路的。”于是便和黄承彦的女儿结婚，编织关系网。还“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无冬历夏都拿着一把扇子一一羽毛扇”。为了“自我推销”，又先后请徐庶、司马徽出来向刘备荐举自己。说什么《隆中对》“只不过是诸葛亮投机取巧，针对刘备想寻找立足地的急切心情，打了一个心理战，用几句大话蒙蔽了刘备”。说什么“三气周瑜、阵前骂死王朗，可见心有多狠，手有多黑了。”后来“哭周瑜、哭马谡是在收买人心，假道义，是运用表象伪装自己。”等等。像这样一些无任何史实依据的情节，梅书随意编造出来显得苍白无力。梅书中还出现一些知识性的错误，如“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数十载”，“诸葛亮原来的祖先并不在襄阳，也不是本来的复姓诸葛”，“从西汉到东汉，社会出现一种特殊阶层一一士族阶层”等。

关于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识，《三国志》及其裴注引《魏略》有两种不同记载。但裴氏在引后作注说：“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处》条中也指出：“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此外，《魏略》为京兆人魏郎中鱼豢私撰，当时私撰史者由于条件限制，对异国远地情况知之甚少，许多来自传闻，且无法核实，加之又是来自敌国的传言，故不足为信。梅书说：“诸葛亮是毛遂自荐在先，刘备恳请在后。”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猜想，是轻率之议。奇怪的是按梅书先前所说“诸葛亮通过毛遂自荐认识了刘备”，但后来当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时，“刘备当时并不知道还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当然也没放在心里。”就叫徐庶把诸葛亮请来相见。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明梅书治学不严谨，对读者不负责任。

梅书在分析赤壁之战后的形势说：“当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后，在曹操和孙权对峙的两分天下中又分得了一杯羹，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滞，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鼎立就是一种历史地倒退。并且，诸葛亮以兴汉为口号协助刘备争霸天下，就与历史进程相背离。”这种观点使人惊愕。东汉末年封建军阀间所进行的长期的割据兼并战争，从战争的性质而言，无疑是各地割据势力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扩大自己的统治和剥削范围的破坏性的掠夺战争；但就战争所起的历史作用来讲，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要实现由局部统一到全国统一的要求，只有通过兼并战争才能实现。因此，凡是有利于结束封建割据，实现由地区统一逐步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肯定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先三分后一统”指导性的政略和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以及后来发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因此，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是由数个军阀割据进入到局部实现统一，是历史向前迈进的体现。局部统一总要比分裂割据好。最后由谁来完成统一，那要由魏、蜀、吴三方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条件来决定。至少在赤壁之战前后，当时统一的主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魏、蜀、吴三方的任何一方都还无法实现国家的统一。那种认为孙刘赤壁之战阻碍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总之，梅书从论据到论点、论题，都是经不起推敲和史实的验证的，是一场标新立异的商业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