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关羽关系浅议

                          一一兼评朱子彦“借刀杀人”说

                                余  鹏  飞

                      （襄樊学院  三国历史所，湖北  襄樊  441053） 

          摘要：在诸葛亮一生中并没有想“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壮志，关羽不是“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诸葛亮也不是想“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他和关羽之间的关系只是蜀汉政权内部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

          关键词：诸葛亮；志存高远；关羽；利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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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及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中，朱子彦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说：“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东岳论丛》2004年第五期）。仓林忠也认为“为扫除后刘备时代的政治对手，诸葛亮借用曹、孙力量杀害关羽”（《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对这种揣测，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现提出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同行。

一、       诸葛亮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吗？

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的诸葛亮，从十七岁至二十七岁先后寓居隆中十年。在这期间他除了躬耕陇亩、勤学苦读、寻师访友、好为梁父吟之外，最重要的是志存高远，树立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即是表明他决心以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期军事家乐毅为榜样，做一个有益于尽快结束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以“兴复汉室”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图谋建立王霸之业的人。

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的军阀间相互争夺土地和人力而进行的混战，不少的豪强地主和拥有军事实力的军阀相互勾结，从而出现了一个个军事集团，这些军事集团的首领图谋通过战争打败敌手，进而吞并对方，建立王霸之业，诸如曹操、孙权、刘备、刘表、刘焉、袁绍、袁术等等，他们都是欲称霸天下建立王业的人，他们中或出身名门世家，抑或为豪族地主，他们大都拥有地方武装，为有权有势又有实力的人。而诸葛亮却不是。

诸葛亮出身于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诸葛珪只当过泰山郡郡丞，只不过是一名协助郡太守掌管郡内行政和司法的中级官员。其祖辈也算不上什么世家望族，只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1］P911，何况到诸葛亮时已是相隔二百多年了，家道已破落不堪，诸葛亮自述“臣本布衣”［1］p920，表明诸葛亮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以至于当老家遭遇到战火蹂躏之时，诸葛亮只好跟着自己的叔父诸葛玄逃到江南来避难。可见诸葛亮的家庭条件不可能使他去拉扰队伍，组织私人武装，去与曹操等流之辈抢夺地盘。更何况此时的诸葛亮离开家时只有十二三岁，还是一个年幼的少年。就算离开隆中时，也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青人，手里既没有私人武装，又平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战役，何谈之有“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呢？

朱子彦说“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比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之时，“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了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东岳论丛》2004年第五期）。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时，东汉的十三个州已被各地军阀所割据，这是事实。但怀济世之才的诸葛亮一天也没忘记图谋结束军阀混战、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他虽身在隆中，但经常和好友讨论时事，分析形势。正由于他能即时审时度势，才使得他在刘备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天下大计之时，能和盘托出早已在胸中酝酿成熟好了的统一谋略一一《隆中对》来。

刘备为何要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振兴事业，诸葛亮为何要选择刘备作为人主，这要从刘备和诸葛亮各自的条件和政治需要去分析考虑。笔者以为从刘备来说虽奋斗半生，多次颠沛流离，屡蹶屡起，可谓历尽艰辛。但他的困厄遭遇，无立锥之地的处境，并未使他灰心，“折而不挠”，而始终抱着建业的宏志。这种不为人下、不畏挫折的英雄气概，是树立事业的基础，为诸葛亮所折服。其次，刘备还是个人杰，知人善任又具有济世的才能，不是庸碌之辈。程昱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1］p14曹操也认为：“刘备，人杰也。”［1］p18再次，刘备“仗义疏财”、“与众同甘苦”、“仁厚爱人”、“能得人心”。他对部将爱护备至，能与士卒“同床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1］注引《魏书》p87。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价刘备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1］P878此外，刘备出身孤寒，有延贤下士的诚心，又没有枝连叶附的亲戚门生的掣肘，因此和他共事可以放手去做，而不易有遭忌受谗之虞。应该说上述几点就是诸葛亮选择刘备作为人主的最主要原因。而不仅仅是因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等“优势”，才使诸葛亮“以身相许于刘备”。毫而疑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不可取的。从诸葛亮来说，除了诸葛亮当时在襄阳地区享有“卧龙”盛誉，年青有为、有学识、眼光远大，得到刘备敬重和赏识之外，还因为诸葛亮本身和刘表、刘琦、黄承彦、庞德公等人所代表的豪族地主势力、刘表政权中的实权派以及失宠的刘琦等三股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起用诸葛亮，可使刘备集团和这三股力量相结合起来，从而对巩固刘备集团在荆州地区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刘备放下将军的架子，三次去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的事业。从上可知，刘备是因总结自己蹉跎半生的经验和教训，便起用诸葛亮作为他的军师，以实现自己兴复汉室的宏志；而诸葛亮是出于实现结束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痛苦的生活，而向刘备提出三分天下实现统一的谋略。两人共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是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基础。此外，在整个《三国志》这部书里，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诸葛亮图谋实现自己王霸事业的只言片语。相反地却大量有记载着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团结文武大臣、忠诚于刘备事业的字句。刘备在世时是如此，在刘备病重弥留之际，召诸葛亮至永安嘱以后事，并提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诸葛亮不为所动，仍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虽然后主刘禅在位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p918，但诸葛亮丝毫没有篡位之心，相反地却始终坚持作到“鞠躬尽力，死而后已”［1］注引《汉晋春秋》p924。这就是一千多年来后人始终尊崇和仰慕诸葛亮的缘由。

     二、  关羽是“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吗？

朱子彦说，因为诸葛亮想“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图谋王霸之业”，因“出道太晚”，因此，“惟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又因刘备手下“人才奇缺”“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以身相许于刘备。”又因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密切，非同一般的好友，“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诸葛亮仕途上的严重障碍。”尤其是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因此，“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关羽。”史实果真如此吗？到底如何来认识关羽呢？

关羽，河东郡解县人。性格直率、坚毅，讲求义气，从小炼就一身好武艺。他因路见不平，出于义愤，失手打死一当地恶霸。后由于官府的通缉，被迫四处躲藏。亡命逃到涿郡后，正遇上刘备招兵买马，他得悉刘备为人豪爽，注重义气，在当地青年中很有威望，便只身投靠刘备。后来同乡人张飞出于对朝廷政治腐败的不满和对刘备的敬慕，也自愿投入到刘备门下。从此，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二人“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p939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三人彼此关照，互相信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人们无不加以默许和赞赏。但他们丝毫没有“排他性”。在刘备为益州牧时，关羽和张飞只是充当“爪牙”，而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刘备为汉中王时，关羽也只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而诸葛亮却为军师将军。权位比关羽和张飞都高。关羽、张飞虽都是“万人之敌”，但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而张飞也是“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对他们的缺点，刘备经常提醒他们，并经常教育之。史载刘备曾语重心长地对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1］p944当刘备得知关羽对封黄忠为后将军不满，不愿接受前将军的封号时，刘备便派州前部司马费诗去荆州给关羽作解释工作，关羽听了费诗的一番情语后，“大感悟，遽即受拜。”［1］p1016说关羽“刚而自矜”，张飞“暴而无恩”，这只是陈寿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后而提出的个人看法，但作为出身于下层社会文化又不高的武士来说，存在这些缺点又是自然的，不足为怪，更何况他们的失败被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们本身的缺点只是原因之一。这就是我们其所以不把所有的失败归结到一个人的原因，不由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一样。

就以关羽失荆州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是一场不达权变的历史悲剧。

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三分天下实现统一大计的最好谋略和蓝图。可以说在这篇对策中，诸葛亮统观全局，洞察形势，分析中肯，措施严密。“保”有办法，“修”有措施，“联”有政策，“取”有路线。这套战略和策略既有时间性，又有连锁性，即在横的方面有相联的关系，在纵的方面又有先后的次序。它显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但是隆中对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荆州在三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而给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带来了严重影响。

荆州是汉末三国时期军事家们图取天下必争的战略要地，曹、孙、刘三方都是倾尽全力急于捷足先登而占有之。三方中谁抢先占领荆州，谁就可在统一战争中获得主动权。因此，在荆州归属问题上三方互不相容，从而使彼此间的军事争夺异常尖锐激烈。当一方在占据荆州时，其他二方便组成联盟，进行争夺。三方中的一方在抢夺中遭到惨败，退出荆州，龟缩他处后，荆州之争仍旧在剩余的二方中进行，直到荆州完全被一方所霸占为止。这一切都未被诸葛亮所认识，更未被刘备集团的所有军政要员所理解，从而使他们在处理荆州归属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对刘备集团来说，丢失荆州是必然的。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为三家所分割。曹操占有南阳郡、章陵郡和南郡北部，刘备占有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后来刘备向孙权借江陵以及南郡江北地区，并将治所以公安移至江陵。刘备在取得益州后，因未将所借之地归还给孙权，引起孙权不满，孙、刘两家剑拔弩张。后因曹操进取汉中，刘备惟恐益州有失，主动向孙权请和，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刘备名义上虽得到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但因南郡北部为曹操所占，因此实际上只得到两个半郡。就荆州形势而言，襄阳和江陵是该州南北两个战略要地，两地互为犄角，控制着整个荆州。但从北进中原来讲，襄阳比江陵重要；从西进益州而言，江陵比襄阳重要。但“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2］“无襄阳，则荆州不足以用武”［3］。所以“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4］因此，不去占取襄阳，就无法分别同时从襄阳、汉中北向出兵，两路钳制中原，实现《隆中对》中所制定的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而当时襄阳为曹操所占，所以刘备在取得益州之后，一方面不将所借之江陵以及南郡江北地区归还给孙权，以保证北伐中原时有可靠的后方；另一方面是寻找合适时机，从江陵发兵，北攻襄阳和樊城，打开通往中原的另一扇北大门，以与刘备占取汉中互为东西犄角。由此可知，把守荆州的将领关羽北攻襄阳、樊城不是北伐中原，而是为了落实隆中对策制订的既定方针。那种认为关羽这样做是违背了《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的言论，是不了解当时的荆州形势所造成的，是机械地理解隆中对策的丰富内涵，是不可取的。

关羽如何选择战机北取襄阳、樊城，则要根据曹、孙、刘三方的战略形势来确定。

从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天下局势来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夏，他刚从曹操手中夺得了汉中，在声威气势上占有优势，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经攻下，在军事上通过汉水从汉中直抵襄阳的联系已经建立。这就是说，从西、南两路进攻襄阳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

从曹操方面来说，统治地区内部反曹势力高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十月，南阳吏民因徭役负担过重，驻守郡治宛城的守将侯音和卫开聚众数千人起兵反叛，活捉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后曹操虽派曹仁镇压了这场叛乱，但人心仍未稳定下来，南阳吏民的反曹情绪仍此起彼伏，这就给关羽攻取襄阳、樊城以可乘之机。

再从孙权方面来说，这时孙权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东吴军队在濡须口（故址在今安徽无为县境内，为濡须水东入长江口处）被曹操击败，境内会稽、鄱阳、丹阳等地发生反叛，陆逊等人奉命征剿，鲁肃病逝，吕蒙守陆口，图取荆州，也因关羽“强盛”而未便西取。

上述情况表明，此时正是关羽北取襄阳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待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便下令驻守江陵的关羽向驻守襄阳、樊城的曹仁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为什么说是刘备下令关羽北征呢？有三点可以证明：

    一、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刘备在汉中称王后，便以汉中王的名义，分别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张飞为右将军，假节；马超为左将军，假节；黄忠为后将军。所谓“假节钺”，“节”，指符节；“钺”，是专指用于帝王仪仗的斧状兵器。“节钺”，两者都是象征帝王权威的信符。“假节钺”是当时帝王特赐与权位极重大臣的一种待遇，受此号者拥有代行帝王的旨意、掌握生杀的特权。而“假节”，只是暂授以符节，只有生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很显然，在所有将领中，授与关羽的权力最大。这是因为关羽远在荆州，情况特殊，他又正积极准备北上攻打襄阳，赋予他这种特殊待遇，是为了让他在北攻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和统帅的作用。

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占有汉中。约六月，派孟达攻房陵，刘封攻上庸，打通汉水的战役胜利结束。七月初，关羽率荆州军北上襄阳，这三次战役如此紧密相连，一环紧扣一环，显然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排［5］。

三、北攻襄阳这样一个关系蜀汉政权整个战略部署的重大行动，关羽不经刘备的允许而轻举妄动是不可能的。关羽虽一介武夫，但自从跟随刘备起兵时起，几十年来转战南北，进行过无数次的战役，都从未随意出兵任意出击过。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关羽攻打襄阳、樊城之战，是在得到刘备的旨意后才发动的，是刘备整个战略计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既然如此，在后来关羽受到围困之时，刘备、诸葛亮为何没有派兵去支援呢？

先看一下关羽北攻襄阳、樊城的具体时间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指派“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守城，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城北。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在堤上……水浸盛，吏士尽降。德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抢船覆水中，为羽所得……杀之。”“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阳。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6］。从上可知，从七月至十月这短短的四个月内，关羽北攻襄樊取得全胜。这是刘备、诸葛亮意料中的事，自然没有必要派兵去支援。上面讲过，荆州的得失对曹、孙、刘三方来说都是致命的地方。现在关羽占取整个荆州，打破了原有的均势，这对曹、孙两方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关羽。可惜的是，刘备、诸葛亮看不到这一点，武夫关羽更无法理解这一点。思想上麻痹大意，导致行动上的无所作为。更为严重的是关羽被眼前的暂肘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懂得在三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处理好敌我友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举动，如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关羽不但“不许婚”，并“骂辱其使”［1］p941关羽得于禁降兵数万人后，“粮食乏绝”，便派兵袭取孙权的“湘关米”［6］p2165。这样在曹、孙联盟的合力攻击下，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关羽由主动出击逐渐变成了被动挨打。十月，吴将吕蒙用计袭攻江陵。羽将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与此同时，曹操派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权很快占取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1］p941关羽闻南郡破，即走南还。十一月，“关羽自知孤穷”难以夺回荆州，“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1］p991乃西保麦城。“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于章乡，遂定荆州。”［1］p1121可知，从吕蒙设计袭攻江陵到关羽被杀，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这期间刘备和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刘备在这年七月自为汉中王后，便设坛于沔阳，拜受玺绶，立刘禅为王太子，绶与将领封号，并着手称帝的准备。诸葛亮这时镇守成都，为刘备对外用兵作后勤保障，“足食足兵”。加之刘备、诸葛亮这时已意识到了如果曹操和孙权结成联盟来攻击关羽的话，那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一时派去援军，那也无济于事，挽救不了败局。就这样刘备、诸葛亮没有给关羽派来援军。

关羽败亡荆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作为主帅和高参的刘备、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他们对荆州形势的失察，对曹、孙联合的形势估计不足，缺乏分析和判断，从而在关羽攻占襄阳和樊城的战役中，在军事部署、后勤保障、外交活动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缺乏缜密的安排和研究，从而造成了关羽的失败。此外，作为统帅的关羽刚愎自用的性格，高傲自负的品格，也使他自己由一个威震华夏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身首异处的亡虏，酿成了一幕残酷的悲剧。

此外，从《三国志》所有记载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中来看，丝毫看不出诸葛亮与关羽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有什么权力之争，也看不出关羽是诸葛亮“攫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诸葛亮称王称霸的栏路虎。诸葛亮并非要置关羽为死地为后快。从《三国志》及其裴注来看，记载诸葛亮与关羽发生关系的事情只有三条：

其一、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后，“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1］P913对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等表示“不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刘备给他们作了解释后，关羽等便不再说了，这说明关羽深名大义，理解刘备的良苦用心。这中间丝毫不表明关羽和诸葛亮有什么矛盾。

其二、关羽得悉马超投奔刘备后，因马超“旧非故人”，便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躯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1］p940这则记载表明关羽很敬重诸葛亮，一旦他心里有不快之事，便去请教诸葛亮。当诸葛亮答复之后，关羽“大悦”，并把书信展示给宾客看，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件事根本看不出关羽与诸葛亮之间有什么隔阂。

其三、《三国志·黄忠传》载，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这则材料是说明诸葛亮对时在荆州的关羽，因不了解黄忠新近在汉中定军山斩杀魏将夏侯渊所建立的功劳而不满对他的封号，便从大局出发，建议刘备先做好关羽的思想工作。并不是对不可一世的关羽表现出“曲意逢迎，讨其欢心”。

从上三条记载来看，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这是因为刘备与关羽、张飞三人年少时就在一起，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1］p939关羽和张飞都是“武人”，“雄壮威猛”，“万人之敌”［1］p944，是刘备“爪牙腹心之臣”。而诸葛亮虽是“晚得”，“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1］注引《袁子》p934。一个得到刘备信任的贤臣，同刘备生死与共的关羽会与他格格不入发生矛盾吗？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相符合，也损害了诸葛亮和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方舆纪要辑要》卷八

［3］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湖广五》

［5］参见朱大渭梁满仓：《武侯春秋》［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第276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店卷六十八“汉纪”献帝建安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