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与《江东对》之比较

                        余  鹏  飞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在向刘备提出统一天下大计一一《隆中对》之前，鲁肃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也向孙权提出了统一天下的大计，史称《江东对》。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对照《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向诸葛亮征询统一大计和诸葛亮对答的情况，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两相比较可看出诸葛亮比鲁肃的过人之处。

两则记载的相似之处有五：

其一，诸葛亮和鲁肃都是由他人推荐，人主才得以接见的。诸葛亮是由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刘备“遂诣亮，凡三往，乃见。”鲁肃是“（周）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见肃”。刘备或孙权都是屏退众宾后，与其“密议”的。

其二，不论是刘备还是孙权，都是主动向对方讲出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宏远志向之间的矛盾，请求谋臣提出实现天下统一的谋略。孙权在“众宾罢退”后，“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刘备在会见诸葛亮后，“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这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居谓计将安出？’”

其三，诸葛亮和鲁肃都非常关注荆州，都提出占据荆州对实现天下统一的重大意义。鲁肃对孙权说：“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虽然两人都对占取荆州的重要性有共同的认识，但两人都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荆州对自已一方的有利，都没有看到曹操、刘备、孙权三方间将对荆州的争夺和占有，从而使三方间会因荆州问题而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而展开互相拉锯争夺战。

其四，两人都注意到了进行统一天下要具备有利的时机。鲁肃在其策略中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那里的割据势力无暇南顾，正好抓住这个时机，剿除黄祖，进而讨伐刘表，直至占有长江流域，然后建国称帝，与北方的曹操相对抗，谋取天下。这其中的“务”，就是指变故，只有出现变故，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也对刘备说：一旦遇到“天下有变”，就可两路大军北伐中原，这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句中的“变”，也是指形势发生了变故。如果曹魏形势没有发生变化，那北进中原的条件就不具备。

其五，在鲁肃、诸葛亮向各自人主提出统一天下的战略和政略后，孙权、刘备都各自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君臣随之建立了密切关系。鲁肃对孙权说完对策后，张昭很不高兴，“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广粗疏，未可用。”但孙权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刘备在听完诸葛亮的计策后，“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两则记载不同之处，主要有四：

第一，对形势的分析不同。鲁肃提出《江东对》时，袁绍与曹操官渡鏖战正酣，曹操取胜的形势已逐渐明朗。究竟如何看待曹操，在鲁肃看来，如今的曹操就像楚汉之争时期的项羽那样，经常捣乱，因此“曹操不可卒除”，“汉室不可复兴”。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曹操已统一了北方，孙权占有江东，韩遂、马超据有关中，汉中有张鲁，益州有刘璋，荆州有刘表，只有刘备还无地盘，仍寄人篱下，三分的局势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比鲁肃分析得更加细致透彻。他认为：“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官渡之战中，曹操其所以能战胜貌似强大的袁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一个是“曹操不可卒除”，一个是不可与曹操“争锋”。“卒除”与“争锋”，两者的态度不同：一个是要除掉曹操，一个是承认曹操的强大而不去与他争强。看出后者的看法是现实的，切合实际的。而前者只能是表示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现实是达不到的。在鲁肃的对策中，虽有对荆州地位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但没有对荆州牧刘表的详尽分析，只是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病逝后，鲁肃才对孙权“进说”，才客观地指出：“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加之刘备“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因此要和刘备“与结盟好”。但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策”中早就提出因“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因此要“接好孙权”。至于荆州，诸葛亮认为虽“此用武之国”，但“其主”刘表“不能守”。益州虽是“险塞”之地，又“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益州牧刘璋“暗弱”，加之“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从上可知，诸葛亮对各地军阀的分析是切合实际的，也是透彻有理、中肯而又抓住了要害的。

第二，建国的步骤不同。鲁肃所提出的统一天下的步骤是：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在这里鲁肃提出的是以江东为根据地，继而占有荆州，然后占取益州，之后建帝号称国，以图取天下。可见鲁肃是要孙吴把北方丢给曹操不管，致全力统一长江流域，并占据江南，与江北的曹操划江而治，形成对峙，出现“二分天下”的局面。而诸葛亮提出统一天下的步骤是：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实现统一天下。在这里诸葛亮给刘备规划实现“三分天下”的途径。从上可知，鲁肃的计策中并未规划出在孙吴占据整个长江流域之后，如何与北方的曹操鼎峙而立，之后吞并曹操，完成统一大业。可以这样说，鲁肃的计谋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诸葛亮的《隆中对》却不同，它不仅规划了实现的目标，即“兴复汉室”，而且有实现远大目标的具体方案。即“保”有办法“修”有措施，“联”有政策，“取”有路线。可见诸葛亮在这篇对策中，统观全局，洞察形势，分析中肯，措施严密。这套战略和策略既有时间性，又有连锁性，即在横的方面有相联的关系，在纵的方面又有先后的次序。它显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可以说，《隆中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三分天下实现统一大计的最好谋略和蓝图。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隆中对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荆州在三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尤其对曹操、孙权将对荆州的争夺毫无思想上的认识和准备，从而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第三，两者的终极目标不同。鲁肃在其对策中认为：“汉室不可复兴”。因此，进伐刘表，占据长江中上游之后，便“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即是说要孙权相机代汉称帝。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内政如何治理，外交活动如何开展，鲁肃并未指明。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非常明确地指明就是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即是说拥戴刘备重建另一个新的汉家王朝。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不是要兴复桓、灵之世的汉室，而是光武时期那样强大、统一、安定的兴盛之世。兴复汉室最实质的内容是恢复统一，所以兴复汉室既是号召天下的口号，也是诸葛亮追求的最终目标。”（朱大渭、梁满仓《武侯春秋》（上）团结出版社第358页）

第四，在鲁肃提出谋略之前，早在孙策之时，张紘就曾向孙策提出过所谓《江都对》。《三国志·孙策传》裴注引《吴历》载：“初策在江都时，张紘有母丧。策数诣紘，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见张紘推却，孙策又说：‘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仇得报，此乃启之勋力，策心所望也。’于是张紘提出了对策，他说：‘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复汉室’。”从上可知，鲁肃向孙权提出的计谋和张紘提出的谋略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新意。而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隆中对策，却是刘备一生中从未有人向他提出过的极其新颖的建议和设计的蓝图。

总之，可以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具有独创新意的力作，它表现了诸葛亮比他人的过人之处，是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军事家所无可比拟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