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中后叶,以穆青和徐迟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的报告文学流派,曾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非凡的影响。这些报告文学所描写的焦裕禄、李四光、陈景润等人物,成了全国人民学习和景仰的楷模。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创造了报告文学的辉煌。
进入21世纪后,为了适应人们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阅读情趣的需要,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空前多样化的局面。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已失去了当年的显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王伟举仍执着地坚守在报告文学这片阵地上。并以不俗的表现,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认可,成为当今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员大将。在襄樊和湖北,“王伟举”这三个字,甚至成了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品牌和名牌。
近些年,报告文学几乎被所谓的“记实文学”所替代。而这些所谓的“记实文学”,又多热衷于搜罗、编造社会生活中一些阴暗的、消极的、病态的、稀奇古怪的东西。王伟举报告文学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和特点,这就是关注政治,关注热点,歌颂光明,歌颂英雄。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勿庸讳言,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只要有鲜花的地方,就会有杂草。文学作品反映什么,有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和出发点问题。王伟举始终站在党员作家的立场上;他的眼光,总盯着那些走在时代前列、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人和事;他的报告文学,总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伟举写的《凝聚的群山——九里川纪事》,曾得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表扬和肯定;上个世纪末,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超越神话》,为尧治河新愚公精神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七十年代襄樊经济崛起为背景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在襄樊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万人争读。在新的世纪,在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的浪潮中,《报告文学》杂志推出了王伟举的长篇报告文学《汾水河的儿女们》。它再次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魅力,也再次显示了王伟举敏锐的观识触角和深厚的文学功力。
《汾清河的儿女们》立意很高。它通过中坪村由贫到富的变化过程,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农业如何发展,农村如何建设,农民如何致富。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事迹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山村党组织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瑰丽画卷。从这幅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建设新农村,党组织仍旧是广大农民的主心骨。离了这个主心骨,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仍旧是全村的举旗人,有了一个好的举旗人,农民致富才有希望。新农村建设还需要有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的精英和骨干。中坪村正是有黄立杰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有村党委这样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坚强堡垒,有邹正祥、余守强、方学文、孙本海、喻良华、文升奎、赵礼敏等这样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才能够破解“三农”难题,把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世人面前。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伟举在反映中坪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没有停留在对中坪村建设过程的叙述上,他很注意挖掘汾清河儿女艰苦奋斗背后的精神力量。
《汾清河的儿女们》中有四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第一故事:黄立杰“为弱势群众宁愿丢下‘官帽子’”。为了申张正义,敢于同顶头上司叫板,硬是把一起处理不公的邻里纠纷错误纠正过来。第二个故事:镇委副书记批准黄立杰的一个亲戚免交拖欠的25元义务工钱,黄立杰当着众人的面,让这位镇委副书记补交了这笔钱,事后黄立杰找到这位副书记交换意见说:“如果这件事不认真,以后义务工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希望你能理解。” 第三个故事:黄立杰“胳膊肘往外拐”。本村的收割机手为了垄断村里的稻子收割,打走了南漳来的收割机手,黄立杰得知后,除报告有关部门依法拘留他一个星期外,还专门派人到南漳,代表中坪村“两委”向收割机手道歉,欢迎他再到中坪来。第四个故事:一个公司老总的侄儿的轿车在中坪撞了谷城弹花匠的农用车,他不仅不道歉,反而出手打人。事后,这位老总请警察一起,提着礼物来找黄立杰说情,黄立杰堂堂正正地说:“有几个钱就无法无天了?礼品你请带回,我从不收人东西,尤其与公事有利害关系的礼我更不能收,我不管你们有多大来头,坏了我们的村规民约就得按规矩办事!”硬是报告派出所对当事人进行了依法处理。这四个小故事虽然谈不上扣人心弦,更谈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和谐之基;社会和谐,是稳定发展之本。中坪村正是有了公平、正义这两大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那里党风和民风才如此这正,那里的农业发展才如此之快,那里的新农村建设才如此之好,那里的农民才如此富有和幸福。
《汾清河的儿女们》是一部新农村建设的颂歌,更是一部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我们希望王伟举能够坚持走自己的路,用正义之心和正义之笔,写出更多更好的正气歌来。
2007年 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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